【助人經驗】恨未能讓學生感到被愛──退休教師陳明明體現「預防教育法」

文/圖:Joyce Chow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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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I love you, 陳Sir!」之後送上一個飛吻。訪談期間,在學校走廊見證了這段師生情誼,心裏想:若我們更願意向他人表達愛,這個世界肯定很不一樣。

我是課室裏的關鍵人物。我採用的方法營造了氣氛,我每天的心情決定了天氣。作為教師,我擁有強大的權力,讓學生感到痛苦或快樂;我可以是用來施虐的刑具,也可以是帶來啟發的工具;我可以羞辱別人,也可以治癒他人。任何時刻,我的反應決定了一個危機將會升級還是降溫,也決定了一個孩子可以活得更像個人,抑或不像個人。[1]

~兒童心理學家及教育家Haim G. Ginott

這是陳明明老師的座右銘,時刻提醒自己身為教師,一言一行也會對學生的學習和成長,產生決定性的影響。

位於灣仔的香港鄧鏡波書院
位於灣仔的香港鄧鏡波書院

懺悔自己的不足

在鄧鏡波書院任事三十六年,陳明明由教師晉升至副校長,他這樣評價自己:「還是不愜意,總覺自己和教育真理之間,尚有一大段距離。」

退休後,陳老師在靜止下來的時間,開始回顧和反思三十多年的教學體會。他以三十多則與學生相處的真實故事,寫了一本書,題為《恨未能讓學生感到被愛》。乍看之下,好像給人一點點遺憾的味道。陳老師解釋它的由來:「第一,是自我懺悔,因自覺仍掌握不到怎樣去愛學生,還是做得不夠好。第二,是警惕,或可說是渴求,真的希望更多人去了解和珍惜每一位需要幫助的學生,令他們能夠感到被愛,健康成長。」

書中數十則小故事,有些地方點到即止,卻讓人感受到這位不怕把愛宣之於口的老師,在今天講求業績實效的教育界當中,難能可貴。

封面照片攝於大帽山,鄧鏡波書院的老師與學生並肩而坐,遠眺天地。
     封面照片攝於大帽山,鄧鏡波書院的老師與學生並肩而坐,遠眺天地。

青年人真正需要的其實不多

「讓學生感到被愛」這個信念,源於天主教慈幼會創辦人鮑思高神父(Saint John Bosco)倡議和實踐的「預防教育法」──一個宣揚理智、宗教和仁愛共行的教育理念,主張預防勝於治療,確保老師亦師亦友般經常在學生身邊提攜、鼓勵和關心他們(臨在),減低他們學壞的機會,增強擇善而從的自覺。

鮑思高神父認為要建立有效的教學關係,師長不僅要愛學生,更要讓學生知道他們被愛。把孩子放在第一位,樂意和真誠地聆聽他們的訴求,「要看學生的需要,而不是學生的問題。」陳老師強調。

今時今日,成年人常說搞不清青年人在想些甚麼,更遑論了解他們的需要。陳老師間中會帶學生去郊外觀鳥,藉此說明一點:「做人毋須擁有很多東西,學會欣賞世界的美好,就已經很足夠了。大人經常誤會年輕人需要大量的物質,其實他們真正需要的並不多。」

放下手機的虛擬世界,同學玩得依然投入。「這些足球機都是意大利製造的!」陳Sir不忘補充。
放下手機的虛擬世界,同學玩得依然投入。「這些足球機都是意大利製造的!」陳Sir不忘補充。

雖非宗教信徒 實踐宗教情操

在天主教中學任教多年,陳老師仍是以非教徒的身份,踐行宗教情操。「我相信『人,性本善』,有追求真善美的能量,當然成年人本身要為青少年做好榜樣。」他深受鮑思高神父的預防教育法打動,並一直實踐在今日的教育體系內。

愛每一位學生,是陳老師的主張。比起學業成績,他更重視學生的為人、他們體現的價值,並策勵他們尋找理想。他又著意關顧一些孤單沉默、有學習困難的弱勢學生,從不會把他們標籤為問題青年,認為他們只是未能被成年人了解的一群。要幫助他們,必須與家長合作,一同幫助孩子找出困惑的成因,面對挑戰並尋求解決方法。

有一位千金的陳老師,是否把學生視為自己的子女?「不是,只是把他們視為人那樣看待,重點在於人與人之間的連繫。讓學生感到這個世界,他們也有份兒的,可以讓它變得更美好。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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辦法總比困難多?

就年初學生自殺的問題,陳老師甚感痛心,當時傳媒常以一句「辦法總比困難多」來鼓勵學生,或呼籲受情緒困擾的學生找相熟的朋友或家長傾談。陳老師認為當學生有了輕生念頭,大多已是自覺無辦法了,這些說話對他們又有何意義呢?平日在思想方面的預防教育、人生觀的建立、豐富的解難經驗等等,更加重要,這樣,當學生遇到困難時,便會記起「辦法總比困難多」。在校內建立師生彼此關顧及朋輩式的傾談文化,可以令學生感到無助時,願意踏出一步與同學或師長分享,尋求協助。

對於有需要幫助的學生,陳老師覺得欣賞和鼓勵是必需的。「讚美不要濫,但要讚得具體,用心去推動學生朝著好的方向去努力。」例如:遇上經常欠交功課的學生,不少老師的處理方法是責難,指定完成期限,甚至要學生留堂做或由老師親自督促。陳老師認為這樣對學生的成長意義不大,「學生欠交功課背後的原因又是甚麽?懶惰?也不一定。老師和家長應該針對孩子的需要,然後分析問題成因,循序漸進並以鼓勵欣賞的態度,幫助孩子逐步達標,讓他們在自覺努力的過程中得到成功感,從中成長。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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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放不下學生

陳老師2014年退休了。訪問過後,他帶著筆者走遍了鄧鏡波書院的大小角落,剛好碰上午膳時間,個別學生或留在課室内吃飯盒,或跑到飯堂用膳,又或外出,但無論正在做些甚麽,當一碰上陳老師,先是愕然,之後便是親切地打招呼,更有來個飛吻或擁抱的,就像重遇久別的家人。難怪陳老師在訪問中一再提及,最放不下的就是學生,最懷念與學生一起走過的甜酸苦樂的日子,還有校園裏面,如鮑思高神父所說的臨在、平和及常懷喜樂的氣氛。

陳老師最放不下的是他的學生,我們心底裏最放不下的,又是甚麼呢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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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1] “I am the decisive element in the classroom. It’s my personal approach that creates the climate. It’s my daily mood that makes the weather. As a teacher, I possess a tremendous power to make a child’s life miserable or joyous. I can be a tool of torture or an instrument of inspiration. I can humiliate or heal. In all situations, it is my response that decides whether a crisis will be escalated or de-escalated and a child humanized or dehumanized.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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